崔琦

崔琦在诺贝尔奖自传的开头说，他的人生由几段互不相干的经历拼成，把它们连起来的只有一条线：一生中身边的人给他的善意、慷慨与友谊。那几段经历之间的距离，比大多数物理学家一辈子走过的路都远——从河南乡下的一块田，到贝尔实验室的强磁场。

离开村子

他 1939 年生在河南宝丰县的一个村庄。自传里对童年的记忆是「旱灾、水灾和战乱的年月」，也有父母「舍己的爱」和他们为他制造的快乐时光。父母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，一辈子没有机会识字；他写道，正是不识字的苦，让他们下定决心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都不让孩子再走同一条路。

1951 年初，父母抓住了「第一个、也许是唯一一个」机会，把他送出村子，去一个他们自己从未去过的远方读书——香港。

他此后再没有见过父母。他们在他离乡之后相继去世。关于他怎么谈起这件事，流传最广的是主持人杨澜的回忆。据她记述，1999 年在普林斯顿采访时，崔琦说：「其实我宁愿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。如果我还留在农村，留在父母身边，家里有一个儿子毕竟不一样，也许他们不至于饿死吧。」这是杨澜事后的转述，他本人在自传里没有写到父母去世的经过。

香港、伊利诺伊、芝加哥

到香港时他不会说粤语，从小学六年级读起，第二年中途进了培正中学。他在自传里特别记下培正的老师：他们让学生越过「钱的符号」往前看，把探索人类知识的新疆界当成一件值得去做、也有挑战的事。

1957 年他从培正毕业，考上了台湾大学医学院，却没有去——当时不清楚父母的境况，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到大陆。他留在香港读了两年预科。1958 年，他拿到全额奖学金，去了伊利诺伊州罗克艾兰的奥古斯塔纳学院，那是他教会牧师的母校。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说的「一生中最好的三年」。

读研究生选哪里，他说从来不是问题。1957 年杨振宁和李政道拿了诺贝尔奖，两人都出自芝加哥大学，「他们是我这一代中国学生的榜样，去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就是理想中的朝圣」。在芝加哥，他跟着罗亚尔·史达克建实验室，从工程制图、焊接、机加工到设计和搭建仪器，都从头学起。他在自传里说，自己很早就明白，要做实验物理，但既没有搞庞大装置的本事，也没有那份宏大的兴趣：「我想做桌面上的实验，想被允许动手摆弄。」1967 年，他拿到博士学位。

贝尔实验室的十四年

1968 年早春他进了贝尔实验室，此后一直研究被限制在二维平面里的电子：在砷化铟的隧穿实验里看到二维电子的量子化能级，在硅场效应管里寻找局域化转变，一次次把样品带去麻省理工学院的强磁场实验室。

分子束外延和调制掺杂出现以后，他和施特默、戈萨德有了一个共识：想找到新的多体物理，就把最干净的二维电子样品放进最强的磁场。1981 年 10 月，他和施特默照这个思路做了一次实验。按施特默的回忆，看到那个意外的新平台时，崔琦用两根手指量了量它的位置，发现是三倍，喊了一声「夸克！」——三分之一电荷，此前只在夸克身上出现过。那次实验和它引出的一切，详见本站「分数量子霍尔效应」页。

普林斯顿

几个月后，1982 年 2 月，他离开贝尔实验室，去普林斯顿大学电机工程系当教授。许多朋友和同事问过他为什么，他在自传里说自己至今不知道答案，也许和童年缺的那些课有关，也许是「我身上的孔子」。

1998 年 10 月 13 日早上，他从收音机里听说自己得了诺贝尔奖，照原计划先去校外赴了一个约，然后才去办公室。下午学校匆忙开了一场记者会，他感谢普林斯顿给了他一份工作，让他能「做有趣、有意思、有挑战的事，还能领到工资」。同事们对他的描述是害羞、谦逊，每周在实验室里待六七十个小时。

他 2010 年转为荣休教授。2025 年，普林斯顿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。

回乡

离开河南六十多年后，2013 年 10 月，他第一次回到河南，在郑州大学的座谈会上说：「我从乡下出来，没有见过城里的电，我也想过将来回去，让家里也有灯。」半年后的 2014 年 4 月，他带着妻子、女儿一家回到宝丰县的村子，去看了故居，也去看了 2007 年他捐建、以他名字命名的希望小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