布赖恩·施密特

施密特的本科奖学金以韦斯托·斯莱弗命名。斯莱弗是 1917 年用棱镜把二十多个星系的光摊开、发现它们几乎都在远离我们的那个人——星系红移的第一批数据就出自他。钱由斯莱弗家族捐给亚利桑那大学。八十年后，拿这笔钱读完书的人，把同一件事往前推到了宇宙的膨胀史。

他自己讲这段时说的是另一件事：1989 年 2 月 24 日，他二十二岁生日那天，哈佛的柯什纳打电话来说录取了。他管这叫这辈子最好的生日礼物。

先学会怎么量一颗超新星

到哈佛之后他做了一个决定：不去找超新星，去研究超新星。

那时 SN 1987A 刚爆过两年，整个领域都在这颗星上打转。柯什纳组里有一套模拟辐射如何从超新星大气中透出的程序，施密特把它用到几颗更远的 II-P 型超新星上，靠膨胀光球法测距离，进而量哈勃常数。这是个苦活：II 型超新星的亮度千差万别，要把距离算准，必须把爆发的物理算清楚。

好处是，等到 1994 年他要转向另一类超新星时，他对「一颗超新星的亮度是怎么来的」这件事，比大多数人都清楚。

一封在长子出生那几天递出去的申请

1994 年年中，他到智利托洛洛山观测，项目本身没成，倒是和当地的孙采夫聊出了另一件事。

当时两个条件刚好齐了：托洛洛山那台 4 米望远镜配上了当时视场最宽的 CCD，智利的夏天几乎不会连着阴天。而阴天对这类实验是致命的——你要先拍一遍底图，一个月后再拍一遍，比出新出现的亮点；任何一次被天气毁掉，后面预约好的大望远镜时间就只能对着不存在的目标空转。

他们拉来了卡兰-托洛洛巡天的几位、欧洲南方天文台的两位，以及哈佛那边的柯什纳、加纳维奇、查利斯和当时的博士生里斯。申请书在 1994 年 9 月 29 日递出，那几天施密特的长子正在出生。

几个月后他带着家人去了澳大利亚，在斯特罗姆洛山天文台做博士后。他写好的图像相减流水线到了智利的机器上跑不起来；那时澳大利亚与智利之间的网速大约每秒一个字符，他没法远程调试；寄数据磁带的快递公司把包裹弄丢了。最后的办法是让智利那边把可疑目标切成 16×16 像素的小图用邮件发给他，配上电话里的口头描述。

1995 年 3 月底，一堆小图里有一个不动、也不像是小行星的亮点。后来定名 SN 1995K，红移 0.479，当时最远的 Ia 型超新星。写国际天文联合会通报的时候他们才发现队伍还没名字，于是临时定了一个：高红移超新星搜索队。

那颗超新星单独给出的减速参数是 $-0.6$，但误差太大，他们没往心里去，只在申请书里写着：要做统计上有意义的测量，至少得有十颗。

惊奇与惊恐

1997 年秋天，队里的里斯把手上的样本算完，得到一个负的物质密度。他先把结果发给施密特。

1998 年 1 月初，施密特回信说：他独立算了一遍，是同样的答案。

外面引用最多的是他当时对记者说的一句：我自己的反应介于惊奇与惊恐之间。这话听起来轻松，其实是这行的老实话——一个结果如果既漂亮又颠覆，通常意味着你哪里错了。那几个星期里队内的邮件几乎全在讨论同一件事：我们有多确定，要不要发。

他们发了。同年施密特作为第一作者发表了队伍的方法论文，把搜寻、测光、拟合的整套流程摊开给人检查——与里斯那篇发现论文配成一对。

校长与酒庄

得奖那年他四十四岁。此后他做的事越来越不像一个只管自己数据的人：参与建设天空制图者望远镜，把整片南天逐块数字化，做成南半球第一份现代数字巡天；2016 年出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，一做八年，任内经历疫情与经费削减，2023 年底卸任后回斯特罗姆洛山继续做研究。

他还在堪培拉郊外经营一座小酒庄，种黑皮诺。这不是玩票——他的履历上一本正经地列着「澳大利亚葡萄酒研究所理事会成员」，与那些天文台和大学理事会排在同一页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