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尔·珀尔马特

珀尔马特进哈佛时想清楚了两件事：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谜是「世界怎么运转」和「心灵怎么运转」，而他想两个都弄明白。

所以他打算兼修哲学与物理。算了算课表，发现这样一来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课就一门都上不成了，于是决定先读物理——理由是「以后从物理回头去读哲学，比反过来容易」。四十多年后他还在惦记这件事：得奖之后，他在伯克利开了一门给所有专业学生的课，叫「理智、情感与科学」，讲的是怎么在证据不足时判断该信什么。

一个什么都做的实验室

1981 年他到伯克利读研究生。他要找的是「有真数据、又能回答一个哲学级别问题」的题目，本以为答案会是加速器实验。

第二年他撞进了理查德·穆勒的组。穆勒的老师是路易斯·阿尔瓦雷茨，那个组把这个传统发挥到了极致：什么有意思做什么，同时对一切说法保持苛刻的怀疑。他第一次去开组会，听到的报告包括——用木星偏折星光做引力实验、用机器人望远镜搜超新星测哈勃常数、用拉曼散射测大气碳循环、桌面回旋加速器做同位素测年、宇宙微波背景的各向异性，以及阿尔瓦雷茨父子刚提出的小行星撞击导致恐龙灭绝。

他选了机器人望远镜那一支，写出了能在图像里自动认出超新星、并排除小行星与宇宙线的软件。博士论文做的却是另一件事：用同一台望远镜去找太阳假想中的伴星——当时有人用它来解释每 2600 万年一次的生物大灭绝。

这段经历给了他两样后来最要紧的东西：CCD 相机，以及处理海量图像的代码。

把「找超新星」变成能预约的事

用超新星去量宇宙的膨胀史，这个念头本身很老：1930 年代兹威基与巴德刚提出「超新星」这个词时就想过，只是那时既没有足够一致的烛光，也没有能看那么远的探测器。

1980 年代末，Ia 型超新星的价值开始显现：它们比其他类型亮得多，因此能在更远的地方看见；如果亮度足够一致，就能当标准烛光用。1987 年底，他与组里资深一些的彭尼帕克提出一个方案：造一台 4 米级望远镜上视场最宽的 CCD 相机，一夜之间搜过几万个星系。

1988 年项目启动，起步狼狈：在澳大利亚安排的十几个观测夜里，两年只碰上两个半晚好天气。

但真正卡住所有人的不是天气，是时间表。超新星爆发不能预约，而八米级望远镜与哈勃的观测时间要提前几个月申请。如果你说「我可能会发现一颗超新星，到时候请给我时间」，没有时间分配委员会会批。

1994 年他们把这件事解决了：把搜寻安排在两次相隔约三周的观测之间，第一次拍底图，第二次拍出新增的亮点——因为 Ia 型超新星从无到峰值大约要二十天，这样挑出来的都还在变亮。于是他们可以承诺：某月某日，我们会交出一整批还在变亮的高红移超新星。凭这个承诺，大望远镜的时间才排得上。

这个看似只是排期技巧的东西，是整件事在工程上的关键一步。

两年之内，同一批人给出相反的结论

1997 年，他们用最早的七颗高红移超新星发表了第一篇结果，倾向于物质密度很高、宇宙学常数接近零——也就是一个减速的、可能会塌回去的宇宙。

到 1997 年底，样本涨到 42 颗，结论翻了过来：宇宙的膨胀由一个类似宇宙学常数的东西主导，正在加速。

这中间没有什么戏剧性的顿悟，是数据量与改正方法一起变好之后，点自己挪到了另一边。他后来在《今日物理》上写这件事时的用词很克制：这个结果「与已知的物理学模型对不上」。

1998 年 1 月 8 日，美国天文学会年会，两支互相竞争的队伍在同一场会上报告了同一个方向的结果。到年底，大多数人接受了它。

他更愿意谈的是下一步

得奖后他没有转去做科普明星。他领着超新星宇宙学计划继续做暗能量的测量，推动把这件事搬到太空——今天的南希·罗曼太空望远镜就是那条线的结果；同时他做了一件在物理学家里少见的事：去管数据科学。2013 年伯克利数据科学研究所成立时他当了创所主任，一直做到 2023 年，理由是他这一行早就不是「一个人守着望远镜」，而是几十人协作处理海量数据，而这套本事别的学科同样需要。

他自传的最后一段是这么写的：也许等我和妻子送八岁的女儿去上大学时，科学已经给出了下一批答案——或者更好，给出了新的、让人意外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