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时的困境
牛顿力学是对的,但它算起来很笨。
牛顿的做法是逐个物体画受力图,把所有的力加起来,写出 。麻烦出在约束上:一颗珠子穿在弯曲的钢丝上,钢丝对它施加的力方向随时在变,大小取决于运动本身;一个双摆的两根杆之间有张力,而张力恰恰是你不想知道的东西。这些力必须先解出来,才能得到你真正关心的运动。
坐标系也是个负担。牛顿方程写在直角坐标里最自然,可很多问题用角度、用弧长描述才方便,而换坐标要重推一遍方程,容易出错。
十八世纪的数学家们发现,这套方法处理天体力学中的多体问题几乎无法推进——项数爆炸,而大部分项在算约束力。
洞见时刻
工具是欧拉先备好的。1744 年他出版《寻求具有极大或极小性质的曲线的方法》,把「求一个积分的极值」变成一门可以按部就班操作的技术:要求积分取极值,就得到一个微分方程。这就是变分法,那条方程今天叫欧拉-拉格朗日方程。1755 年,十九岁的拉格朗日写信给他,给出一个不用几何论证的纯形式做法;欧拉读后把自己已经写好的同题论文压下不发,让这个年轻人先发表。
1788 年,拉格朗日的《分析力学》出版。前言里写着一句在当时近乎挑衅的话:这本书里读者找不到任何图形。
他的做法是换一个出发点。不写力,而是写两个能量:动能 T 与势能 V,两者之差 叫拉格朗日量。然后把 L 对广义坐标和广义速度求导,代进一条固定的方程。
约束力自动消失了——因为约束力不做功,在能量的语言里根本不出现。坐标可以任选:角度、弧长、任何方便的量,方程的形式完全不变。双摆的问题从「解两根杆的张力」变成「写出两个角度的动能与势能,然后机械地求导」。
背后还有更深的一层。拉格朗日量沿路径的积分叫作用量 S。真实的运动路径,是让 S 取极值的那一条。
这个说法当时引起过哲学上的不安——它听起来像是自然「知道」要走哪条路,带着目的论的味道。但它在数学上完全等价于牛顿定律,而且形式更简洁。
1834 到 1835 年,哈密顿又推进了一步。他把描述从「坐标与速度」换成「坐标与动量」,引入 (多数情形下就是总能量),把一个二阶方程拆成两个一阶方程。在这套写法里,位置与动量地位完全对等,运动变成相空间里的一条流线。
涟漪效应
这套形式在十九世纪主要被当作计算工具。它的真正分量在二十世纪显现。
1918 年,诺特证明了一条定理:作用量的每一种连续对称性,都对应一条守恒律。时间平移对称给出能量守恒,空间平移给出动量守恒,旋转给出角动量守恒。守恒律不再是经验规律,而是对称性的必然推论。
量子力学建立时,人们发现自己需要的正是哈密顿的语言。薛定谔方程左边那个 H 就是哈密顿量;海森堡的对易关系对应哈密顿力学里的泊松括号,这个对应是狄拉克明确指出的,并成了量子化的一般规则。
1948 年费曼走得更远。他的路径积分说:量子粒子确实走遍所有可能的路径,每条路径贡献一个相位 。经典路径之所以突出,只是因为在它附近相位相干叠加,而别处相互抵消。最小作用量原理由此不再是一个奇怪的公理,而是量子力学在宏观极限下的必然结果。
如果没有它
今天写下一个新的物理理论,标准做法是先写出它的拉格朗日量。
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本质上就是一个拉格朗日量——一行行写下来,规范对称性决定了哪些项被允许,剩下的全是推论。广义相对论有它的作用量(爱因斯坦-希尔伯特作用量),弦论、凝聚态的有效理论、乃至机器学习里的一些优化问题,用的都是同一套语言。
更实际的地方也有。航天器的轨道优化、机器人的运动规划、多体动力学仿真软件,底层跑的多半是拉格朗日方程而不是牛顿方程——因为约束太多,用力去算根本算不动。
一本 1788 年出版的、没有一张插图的书,定下了此后两百多年物理学的书写方式。